我和钱穆师

陈启云与钱穆 (百度和网页http://liuyuan0158.blogbus.com)

书余

 2010-10-12 相见 - [我的功课]

于今天见到陈启云老师，万分恭敬的心，仍迫不及待的以内心所盼的问题相问，他从容的看了一眼我说，“钱先生早年在大陆写的东西绝大部份都是站得住脚的，但是去台湾之后就不是了，尤其是我们从美国回来，发现他后来的书都不能看。”

他的眼睛是真诚的，丝毫没有怀疑，我有些怔，我之前一直以为的他是最理解他的老师的，这到底还算不算？

陈启云复文-----

近日无意中看到你的博客文字。很欣赏你的文采。而且很高兴你和香港新亚有渊源。但你关于我对钱穆师的意见则不是我的原意。

我对钱师的感觉是：

 他在离开大陆前的著作——由早期的《国学概论》 考证古史的《周初地理考》，《史记地名考》，《先秦诸子系年》，到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与在香港时写的《庄老通辩》和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，都是”经典之作“（不仅只是“站得住脚“）。

我对“经典之作”的定义是：一部著作是否“经典之作” 不在其是否当时 “极为流行“，“红极一时”， 甚至影响很大，而是其内涵是否能经得起“时间的考验”。一本著作如果经过50-60年的时间考验，还能站得住，才能称为 “经典之作”  。根据这定义，上述钱师之作，可以称为“经典之作”。这已是现代人的看法了，现代文化变化进步加快，50-60年的变化进步可抵近代以前的500-600年了。

钱师去台湾后的著作份量大增，但其中有不少是“非学术性“的文字，有一些是政治性的，甚而是宣传性的文字。这些文字在当时有某些价值，但其价值是有时限的。这些文字可能代表钱师个人的看法，有其特殊背景。我在美国学习工作和生活了34年以后，1995年再到台湾时，对很多事的看法可能很不一样了。当时台湾清华大学一位同仁（经济系的赖建诚教授），一番好意，特别买一本钱师在台湾出版的书送给我（这书好像是钱师在台湾 "阳明山革命实战研究院”的演讲实录。当时我看了其中数页，便实在看不下去了。这是实情。赖建诚教授治学很严谨；他在1996-2000年间海峡两岸都在力捧黄仁宇时（在大陆黄曾一度是触发“文革”的“三家村”《燕山夜语》作者在武汉时的室友；在台湾黄是台湾学坛大老余英时的“老学生”），赖教授却排众议，经过详尽析论，结论指出黄氏的作品为“只发热，不发光“。这是很严正的立论。当时我和赖教授只有一面（甚至“半面”）之缘，而他不顾我一再谢绝，甚而把钱师此书放在我在清大的收信箱内，可能有其用意，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问清楚——大概应是“可意会，不可言传”吧。

 我对钱师的讨论大概都是限于钱师纯学术的著作： “我对钱师的学术思想作过两次重要的主题演讲。第一次是1995年台北市立图书馆为“钱穆先生纪念图书馆”（现已改为“钱穆故居”）举办的“钱穆先生百龄冥寿纪念展”开幕典礼的主题学术演讲，题目是《钱穆师与思想文化史学》，由台北市立图书馆印发专册，并刊于《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》卷三（1995）及卷四（1996）。第二次是2003年由台北市东吴大学为“钱穆故居”举办的“钱穆先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”的主题演讲，题目是《钱穆与中西思想文化比较》（原稿收入研讨会论文集；修改稿刊《中国文化》第21期，2004年6月）。现在（2005年）这次是第三次。这三次讲演的内容有共通性，也有差异性，更有连续性（continuum）。在上两次演讲中，我都提到钱师一生近千种重要著作不但贯通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和融合宋学、汉学传统，而且包含（或牵涉）现代西方学术架构中的哲理思考、文化批判和史学（包括历史和历史理论、哲学），是近年全球学术界所重视的跨科际研究（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）的先驱。从这角度来看，钱师的学术思想不但代表了中国过去数千年的学术、思想、文化、历史的多元、多方、多样的传统，更代表了在20世纪新旧交替重要时代（transition time）里中国学者（思想家、历史家、文化人）对中西文化、人类前途最全面、最合理、最真实的了解和前瞻。“（引自陈启云《治史体悟》（2007），三）。 

你博客上的所述，在我的记臆似曾相识，但和我的想法却很不相同。我不知何以我有此语误。我口才一向不好。但有此严重的语误，的确不该。

谨此致复

陈启云